五、孙某破坏军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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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某，男，个体经营。2016年11月，王某与现役军人郭某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女郭某某。2020年9月，被告人孙某与王某通过网络直播平台相识并逐渐发展为不正当男女关系。同年10月至12月案发，孙某在明知王某为现役军人配偶的情况下，仍与其在自己家中同居，并多次发生性关系。同居期间，王某每天下班到幼儿园接其女儿郭某某至孙某经营的二手车行吃饭，并一起回到孙某家中居住和生活。同年11月8日，郭某休假回家后发现王某经常彻夜不归，不接听电话，遂产生怀疑，后发现王某带着女儿郭某某经常出入于孙某经营的车行及其住所，晚上也于孙某家中居住。郭某打电话与孙某交涉，规劝孙某不要破坏其家庭，孙某未予理会。11月17日，郭某向公安机关报案。12月18日，郭某与王某因感情破裂离婚。

2021年1月5日，吉林省某县人民检察院以孙某犯破坏军婚罪提起公诉。1月15日，该县人民法院采纳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以破坏军婚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孙某未提出上诉。

  （二）检察履职情况

    1. 全面审查在案证据，依法认定犯罪。孙某到案后拒不认罪，既不承认与王某发生性关系，也否认明知王某系现役军人配偶。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依据被害人陈述、目击证人证言和相关视听资料、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实孙某明知王某系现役军人配偶仍与之共同生活的事实。同时，针对“同居”认定这一难点，检察机关经反复研究论证，认为王某每天到幼儿园接女儿郭某某放学后到孙某住处生活，孙某偶尔也接送郭某某，王某称孙某为“老公”，孙某称王某为“宝贝”，并持续较长时间，已达到认定“同居”所要求的“持续、稳定”的程度，依法构成破坏军婚罪。

    2. 客观评价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孙某主观恶性较深，在现役军人郭某对其规劝后仍不思悔改，客观上致使郭某与妻子王某感情破裂离婚，给郭某造成很大伤害，严重影响其安心服役，给部队管理带来一定隐患。为充分保护军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法对孙某批准逮捕。

    3. 认真开展教育转化工作，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通过证据开示、释法说理、政策解读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认罪教育，同时注重发挥值班律师作用，做好被告人思想工作。被告人孙某从最开始的拒不认罪，到真诚悔罪，再到自愿认罪认罚。其认罪态度得到被害人认可，基于此，检察机关提出了相对从宽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4. 加强军地协作，实现效果延伸。为了最大限度减小因婚姻家庭破裂给军人带来的影响，检察机关依托军地协作机制，共同对被害人进行心理抚慰，努力消解因案件给现役军人心理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依法保护军人合法权益。

  （三）典型意义

    1. 依法惩治破坏军婚行为，保护军人合法权益。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使命的特殊性，决定其婚姻家庭关系不同于普通家庭。现役军人为了保家卫国，远离家庭，艰苦奋斗，对军人婚姻家庭的破坏，严重伤害军人及其家属的感情，影响部队安全稳定和战斗力。我国法律对军婚给予特殊保护，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构成破坏军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依法惩治破坏军婚行为，给现役军人履职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稳“小家”为“大家”，是检察机关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也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服务保障军队和国防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2. 综合考量事实证据，正确认定同居关系。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就“同居”的概念作出明确定义，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同居关系是难点。一般情况下，同居关系具有稳定性、持续性、日常性等特征，但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情形。检察机关在办理破坏军婚案件时，应综合考虑全案证据，对被告人与现役军人配偶是否构成同居关系进行妥善认定。本案中，被告人与现役军人配偶存在共同生活事实，双方交往密切，被告甚至帮助接送女方孩子，女方也清楚表达了要与被告共同生活的意愿，在丈夫回家后仍居住于被告人家中，夜不归宿，已经具备了稳定性、持续性、日常性等特征，应认定为同居关系。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